戰後接收的歷史糾葛─資源掠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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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蓮 --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1945 年 8 月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慶幸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且對於前來接收的中國政府抱持極大期待。據美國情報部門「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簡稱 OSS，CIA 前身)對台灣菁英人士所做的訪談，眾人莫不對中國接收充滿憧憬，希望將來由台人治台，反對中國官員像日本一樣殖民式統治，能夠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參與空間；經濟上希望能獲得經濟援助，協助台灣戰後重建與經濟發展。
但是台灣人天真的憧憬沒多久即破滅，中國政府不但在政治上如同殖民者日本一樣君臨天下，經濟上更是剝削掠奪，激起巨大反抗。
本文從以下幾方面來討論中國政府戰後在台灣的資源掠奪
:一、戰後中國經濟重建中台灣的位置
1946 年元月，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與中央設計局共同完成「中國戰後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將全中國劃為九大經濟區，台灣與兩廣、福建四省同劃為東南區。在該經濟重建計劃中，未來五年內國家工業投資重點在華北與華中兩區，佔總投資比率的 65%，東南區只佔 9.8%，明顯呈現出核心與邊陲的強烈對比。
中國對台灣經濟狀況與工礦事業發展所知無多，1945 年 12 月 1 日由十人組成「台灣公礦事業考察團」抵台考察，1946 年 2 月完成「台灣工礦事業考察報告」，報告中認為海島台灣不應成為中國重要工業發展重心，「不必應有盡有、儘量建設」，「對台灣之既有工業，不必全部恢復，不宜作鉅額之投資」，更重要的是，為防止台灣經濟壯大，獨霸一方，所以建議「不必使台灣自給自足，樹立經濟割據之條件」。
原本，戰後通過的「工業建設綱領實施原則」中，確立了「重工業歸國營、輕工業轉型正義—歸民營」的原則，但在台灣卻輕易打破此原則，反其道而行，將輕工業範圍的糖業與紙業交由國家接辦，有關煤礦、金屬冶鍊與電工器材三項重工業部門，反而以「基礎不佳、無發展前途」，不予接管。
二、物資內運與掠奪
戰後不久，中國共產黨爭國國家政權，國共內戰從東北延燒到華北，至
1946 年 8月爆發全面內戰。在內戰中，台灣扮演了國民黨軍後勤補給的角色，不斷將重要物資運往內地。
台灣為米糖重要產地，戰爭末期雖產兩減少，仍然可觀。據上海報刊報導， 1946年台灣兩季稻米收成，足夠台灣本島食用，政府當局卻將多出的一百多萬石米糧與各種方式徵集來的米糧都送到蘇北、華北充作軍糧，導致台灣的米荒。
又如戰爭末期台糖公司有15 萬噸的存糖，準備用來當作戰後復員與營運資金，但國民政府下令「接收所有日人存糖，撥歸中央，集運上海銷售」。存糖被無償運往上海變賣，台糖失去復員基金，只得向台灣銀行借貸。戰後，國民政府透過公營企業將物資運往大陸，卻要求台灣銀行擴大放款做為公營企業週轉資金，台銀只得不斷加發貨幣，這是造成戰後台灣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二二八事件中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四十二條要求」中，就有一條是「送與中央的食糖 15 萬噸，要求中央依時價撥歸台灣省」。
三、日產接收與黨產問題1945 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組成了台灣省接收委員會，開使始日產接收工作，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日產接收工作完成。日產處理委員會在全台接收了日人公私土地405,808.4523 甲，房屋 32,886 棟(佔 5,778,292.8677 甲)；總計接收日產價值達156 億 653 餘萬元。接收的日產中絕大多數劃為公營，佔台灣當時所有產業 70%以上。
這樣的接收政策引起台灣人極大不滿。他們認為所謂日產，大部分是日本人從台灣人手中非法強奪而來，應合理處置而非全數歸公。而日產的處理與標售，又是黑幕重重，監察委員何漢文即指出，日產處理委員會在各地「無惡不作」，許多屬於台灣人民私人的產業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沒收處理，而許多真正的日產卻又在處理委員會和地方惡勢力串通下，變成個人私產；當時監察院就收到許多台灣民眾檢舉日產接收、標賣日產、勾結貪污舞弊和人民產業被官方搶奪的案件。
1947 年 2 月初，長官公署準備將所接收之日產房屋全部標售。日產處理委員會台北市分會也擬標售台北市所有日產房屋。報刊報導，傳說上海財閥帶來數千根金條、搶購日產，台北市的日產住用租戶在二二八事件前就聯合成立了「房屋住戶聯誼會籌備處」，準備向長官公署發動抗議。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監察院長于右任都曾指出事件是日產爭議及大陸人掠奪日產所引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報告》中，將日產接收歸為公營者分為五大類，其中一類是歸由台灣省黨部經營，計有電影院 19 個單位，但國民黨接收的日產不止於此。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曾經抗拒將電影院、報紙等產業撥交國民黨黨營，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下屈服。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亦曾直接行文要求台北市政府撥給「市黨部必需之房地產業及工礦農田」。
中國國民黨利用國家權力之便，直接參與了對台灣人民產業物資的掠奪，現在卻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給陳儀，說是「官逼民反」，避談國民黨在戰後的統治角色，加速賤賣黨產，以求與歷史切割，說來真是十足諷刺。
以上只是透過公權力運作對台灣社會產業物資的公然掠奪，有關個別利益為目的、貪官汙吏的普遍現象尚未論及。台灣民眾歡欣於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餘，沒有想到迎來的是另一個新的殖民統治政權
據當時的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載：
「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財產先後移交給國民政府的，若以戰前為基準計算，單就非軍事物質言，最保守的估計已超過美金十億。除此之外，日本陸軍與海軍曾個別囤積了大量的食糧、衣物、醫藥、和其他器具、軍火及彈藥 … .除軍火及彈藥外，以1945年底的市價計算就超過美金二十億。而軍火彈藥囤積在台灣的，價值更不計其數」。
「中國人初到台灣的幾個月中，就開始將這批龐大數字的囤積品源源不絕地運離台灣。 … .」
以上兩筆非軍事物質合計，約值三十億美元 。(而劉進慶,周憲文等人依CPI及匯率的估計, 中國國民黨政權於1945年約劫收了50~100億美金)
故 1945年，單由台灣運出之非軍用軍事物質，其價值即等於1949年蔣介石為了在台灣立足 ，由上海運來的黃金、外幣之10~30倍。 如果加計軍事物資，則高達30~60倍。而當時把台灣的資源全部掏空才會發生台灣數百年來唯一的全台性大米荒。
徐蚌會戰前，蔣介石以金圓券換金條，搜括民間存金，台灣也被搜去至少2萬兩。至徐蚌會戰，已經花光，全靠台灣。當時中國江北多被共黨佔領，江南人心浮動收不到稅，唯有靠台灣，所以，自1948年11月後，中華民國軍公教的生活來源，多靠台灣，因人多，短短7個月台灣就被吃垮，4萬換1元。上述1949年6 月「幣制改革方案緒言」已證明此事。
嚴家淦書面談話；
(1)幣制改革方案緒言：「近數月來，中央之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之資金，多由台省墊借。歷時既久，為數又鉅……去年11月以降…京滬局勢緊張，中央軍政款項之墊借尤為龐大。以致台省金融波動，物價狂漲」。
1949年9月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曾指責下野的蔣介石，私運私用中國黃金。當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立即回應，說，「在南京遭受威脅時，國民政府依規定程序運往台灣」，「該筆黃金是對中國共產黨作戰的經費」。並說，「過去6個月國民政府不斷提取這筆款項，作為對共黨作戰的經費，並計劃在未來6個月內再提用7千8百萬美元（約141萬兩黃金，見1949年7～9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425頁）。
1949年1月21蔣介石下野。下野之前（1月10日）密令俞鴻鈞上海運金往台灣（見蔣經國日記）。2月18日黃昏裝船，19日晨4點桂永清啟運。黃金92萬兩或說182萬兩、275萬兩、300萬兩；一次運或分3次運，因係偷運，說法不同（蔣經國日記說一次）。
2月20日（蔣經國說2/10）中午上海金條運抵基隆，陳誠接金。5月27日共軍佔領上海，故不管一次或多次運金，必在5月27日上海陷落以前。所有金條既在5月27日以前運至台灣，而6月15日台幣仍需四萬換一元，可見運台金條數量不多，無法補充中國軍公教的消耗，台灣被啃光，才需四萬換一元，是受害而不是受惠，戰後短短三年，台灣人就被洗劫二次，不可不知！
根據中華民國前主計長周宏濤所記（見「蔣公與我」），1950年6月7日中央銀行向蔣介石報告，運台金條共有375萬兩，至報告是日只剩54萬兩，只夠3 個月的軍餉。因當年局勢不穩、物價飛漲，軍人不收鈔票，以金條支餉才願為中華民國賣命，月支約18萬兩黃金。軍人關餉領取黃金一事，並非空穴來風，宋楚瑜之父也曾領過黃金取代薪俸
若金條全被中華民國用在軍費上花完，早就應該沒有了，為何今日的中央銀行還有當年的金條？
對此疑問，周宏濤的「蔣公與我」也有答案。他說，中央銀行的這些舊金條，是美援到來，台灣經濟起色，金融穩定，然後以新台幣向國民黨士官兵買回繳交國庫融鑄存放中央銀行者。周宏濤又說，「長久以來，國內外以為政府攜來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可為台灣未來的發展『奠基』，其實不然」。
時任臺灣省主席吳國楨, 電呈蔣中正有關處理黃金運臺（民國38年12月29日）
總裁蔣鈞鑒, 迴日簽呈諒邀鑒察. 每月月底發行準備監理會定期查驗準備金, 中央撥存之準備黃金八十萬兩, 因墊付戍亥兩月鉅額軍費, 已經移用一部份, 必須於月底補足八十萬兩, 方可維持幣信, 所請飭央行撥交十五萬兩, 敬祈剋日賜准抵遵 職吳國楨亥艷午印
由此公文得知, 連充當新台幣發行準備金黃金, 亦被挪用, 這也解釋了,新台幣剛發行時是4:1美金匯率, 而後一路狂貶, 直至美援恢復, 稍微緩和(還是貶)
另外一說
周宏濤回憶錄隱匿了國民黨二件醜聞，三個船次有二個被歪哥掉，第一個是黃金運到墨西哥轉美國，委託空軍系統蔣介石親戚毛邦初在美國處理軍購譬如航空用油、後勤零件等所需資金，毛邦初卻侵吞了變賣黃金的款項，「中華民國政府」後來還在美國提起官司。第二個是船到菲律賓，原本是安排流亡避難寄望菲律賓提供政治庇護，宋子文的親家楊運領為菲律賓華僑
沒想到錢被季里諾總統黑吃黑（又一說季里諾與楊運領共謀）。當時負責黃金運送的央行總裁後出任行政院長的俞鴻鈞，在來台不久，被監察院彈劾，彈劾的理由都沒有公布，一般認為是黃金運送出上海被侵吞保護黃金不力。當時不敢公布大概是為了怕影響幣值穩定，惡化通膨加重發貨幣信心危機。
再來探討一個問題，1949年中國有多少黃金？
金瓜石號稱當時的亞洲第一金礦，最高產量是1938年的45341兩，如果能始終維持這個產量，當時的亞洲第一金礦要挖兩千多年才能挖到9600萬兩！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西方世界找到一個大金礦（當時美洲是世界最大金子來源），全美洲由1492年到1600年一百多年間開採八百萬盎斯，不到所說的國民黨偷運來台的十五分之一！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宣稱：國民黨的錢都是自中國帶出，所以「台灣資助中國是理所當然的事」！甚至還說「台灣的黃金中國人民所有，應該歸還中國」。這項天方夜譚已遭到當年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駁斥，直呼「太荒唐」，並重申「台灣目前的經濟發展成就全靠人民努力所得」。所以國府當年所帶來台灣之黃金數量, 可能浮誇
另光復之初，台灣人口僅6百多萬，但從1946年到1952年的7年間，台灣共增加了2百多萬人口，其中以1949年增加72萬人最多。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全是隨國民黨逃難來的軍、公、教人員，並不是第一線的生產人口，因此台灣當時要承受的經濟壓力不言可喻。
人口增加最多的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1949年6月台灣的物價指數，已是所謂「光復」之初的7千多倍
否則物產富饒的寶島台灣為何在當時會缺米、缺糖？
另根據當年美國國務院刊行的《中國白皮書》載： 「蔣介石於 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把國庫四百萬盎斯的黃金偷運往台灣，約值一億六千萬美元。
又於發行金元券時，頒布黃金、外幣國有法律，從人民騙取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為此，代理總統李宗仁與蔣介石發生爭執，蔣不得已，歸還運去廈門的一千七百萬元的銀貨，供李使用。」
以上兩筆合計，共值二億九千三百萬美元。
1.另再補述嚴家淦另一篇書面談話；「中央之軍公費用，由本省墊借，數目甚鉅，足以把本省經濟拖累下去」。（見「台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秋27期第410頁，亦見1949年1～6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709頁）
2.上文所指""中華民國軍公教的生活來源，多靠台灣..."", 那時的中華民國是涵蓋大陸未赤化地區, 並非現在我們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
央行相關人士透露，央行尚未復業以前，國庫通黨庫，黃金或金錢的移撥只要一個紙條，所以，帳戶根本就不清不楚。
而國民黨攜帶來台的黃金，應該在兩年內就被國民黨自己賣光了，後來央行的黃金根本就是全民努力賺來的，在經濟起飛、外匯存底增加之時，陸續買進的。
這些買進的黃金準備原存美國，只因台灣經濟大幅成長，為解決台美逆差擴大問題，還大費周章將黃金運回台灣，藉此平衡逆差。
公元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無制限加速發行[台灣銀行券]應需。國民黨政府來台灣後，仍無反省沿用在大陸濫發貨幣慣習，無限制發行[紙幣]，供給行政及軍費。隨內戰之擴大，在[台灣]調度軍需物資增加，使紙幣之放出再也無能節制，加速增加去。
又因內戰昇高逃難來台大陸難民倍增他們所帶進台灣之[金元券]替換[台幣]及所需難民救擠金之發放，使台幣之發行額更加速上昇，[台灣]物價漲風就一塌糊塗無能控制了。
公元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政府不得不比大陸先一步，在[台灣]施行貨幣改革，改發新台幣； [新台幣]一元之定位；幣值： 新台幣四元等於美鈔一弗[元]交換台幣： 舊有[台幣]四萬元替換[新台幣]一元
另光復初期
陳儀在遣返20萬日本陸海空軍及30多萬日本移民的過程中，設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術人員，廣大臺胞無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級機關後，又用日警日官治臺，實出臺胞意料之外，此令臺胞痛心疾首。臺胞與日人衝突從此日甚，社會秩序亦漸混亂。” 當時撤退後的日軍，留下的軍事資源足可以武裝20個師
目前國內某些人士說, 隨著日本人離開後, 日本人擺道, 因此許多重工業停擺, 都是中國來台人員, 努力奮鬥始能再度運轉, 近年來，塵封的史料逐一發現，這些都不符史實。
1945 年 8 月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慶幸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且對於前來接收的中國政府抱持極大期待。據美國情報部門「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簡稱 OSS，CIA 前身)對台灣菁英人士所做的訪談，眾人莫不對中國接收充滿憧憬，希望將來由台人治台，反對中國官員像日本一樣殖民式統治，能夠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參與空間；經濟上希望能獲得經濟援助，協助台灣戰後重建與經濟發展。
但是台灣人天真的憧憬沒多久即破滅，中國政府不但在政治上如同殖民者日本一樣君臨天下，經濟上更是剝削掠奪，激起巨大反抗。
本文從以下幾方面來討論中國政府戰後在台灣的資源掠奪
:一、戰後中國經濟重建中台灣的位置
1946 年元月，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與中央設計局共同完成「中國戰後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將全中國劃為九大經濟區，台灣與兩廣、福建四省同劃為東南區。在該經濟重建計劃中，未來五年內國家工業投資重點在華北與華中兩區，佔總投資比率的 65%，東南區只佔 9.8%，明顯呈現出核心與邊陲的強烈對比。
中國對台灣經濟狀況與工礦事業發展所知無多，1945 年 12 月 1 日由十人組成「台灣公礦事業考察團」抵台考察，1946 年 2 月完成「台灣工礦事業考察報告」，報告中認為海島台灣不應成為中國重要工業發展重心，「不必應有盡有、儘量建設」，「對台灣之既有工業，不必全部恢復，不宜作鉅額之投資」，更重要的是，為防止台灣經濟壯大，獨霸一方，所以建議「不必使台灣自給自足，樹立經濟割據之條件」。
原本，戰後通過的「工業建設綱領實施原則」中，確立了「重工業歸國營、輕工業轉型正義—歸民營」的原則，但在台灣卻輕易打破此原則，反其道而行，將輕工業範圍的糖業與紙業交由國家接辦，有關煤礦、金屬冶鍊與電工器材三項重工業部門，反而以「基礎不佳、無發展前途」，不予接管。
二、物資內運與掠奪
戰後不久，中國共產黨爭國國家政權，國共內戰從東北延燒到華北，至
1946 年 8月爆發全面內戰。在內戰中，台灣扮演了國民黨軍後勤補給的角色，不斷將重要物資運往內地。
台灣為米糖重要產地，戰爭末期雖產兩減少，仍然可觀。據上海報刊報導， 1946年台灣兩季稻米收成，足夠台灣本島食用，政府當局卻將多出的一百多萬石米糧與各種方式徵集來的米糧都送到蘇北、華北充作軍糧，導致台灣的米荒。
又如戰爭末期台糖公司有15 萬噸的存糖，準備用來當作戰後復員與營運資金，但國民政府下令「接收所有日人存糖，撥歸中央，集運上海銷售」。存糖被無償運往上海變賣，台糖失去復員基金，只得向台灣銀行借貸。戰後，國民政府透過公營企業將物資運往大陸，卻要求台灣銀行擴大放款做為公營企業週轉資金，台銀只得不斷加發貨幣，這是造成戰後台灣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二二八事件中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四十二條要求」中，就有一條是「送與中央的食糖 15 萬噸，要求中央依時價撥歸台灣省」。
三、日產接收與黨產問題1945 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組成了台灣省接收委員會，開使始日產接收工作，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日產接收工作完成。日產處理委員會在全台接收了日人公私土地405,808.4523 甲，房屋 32,886 棟(佔 5,778,292.8677 甲)；總計接收日產價值達156 億 653 餘萬元。接收的日產中絕大多數劃為公營，佔台灣當時所有產業 70%以上。
這樣的接收政策引起台灣人極大不滿。他們認為所謂日產，大部分是日本人從台灣人手中非法強奪而來，應合理處置而非全數歸公。而日產的處理與標售，又是黑幕重重，監察委員何漢文即指出，日產處理委員會在各地「無惡不作」，許多屬於台灣人民私人的產業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沒收處理，而許多真正的日產卻又在處理委員會和地方惡勢力串通下，變成個人私產；當時監察院就收到許多台灣民眾檢舉日產接收、標賣日產、勾結貪污舞弊和人民產業被官方搶奪的案件。
1947 年 2 月初，長官公署準備將所接收之日產房屋全部標售。日產處理委員會台北市分會也擬標售台北市所有日產房屋。報刊報導，傳說上海財閥帶來數千根金條、搶購日產，台北市的日產住用租戶在二二八事件前就聯合成立了「房屋住戶聯誼會籌備處」，準備向長官公署發動抗議。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監察院長于右任都曾指出事件是日產爭議及大陸人掠奪日產所引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報告》中，將日產接收歸為公營者分為五大類，其中一類是歸由台灣省黨部經營，計有電影院 19 個單位，但國民黨接收的日產不止於此。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曾經抗拒將電影院、報紙等產業撥交國民黨黨營，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下屈服。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亦曾直接行文要求台北市政府撥給「市黨部必需之房地產業及工礦農田」。
中國國民黨利用國家權力之便，直接參與了對台灣人民產業物資的掠奪，現在卻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給陳儀，說是「官逼民反」，避談國民黨在戰後的統治角色，加速賤賣黨產，以求與歷史切割，說來真是十足諷刺。
以上只是透過公權力運作對台灣社會產業物資的公然掠奪，有關個別利益為目的、貪官汙吏的普遍現象尚未論及。台灣民眾歡欣於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餘，沒有想到迎來的是另一個新的殖民統治政權
據當時的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 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載：
「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財產先後移交給國民政府的，若以戰前為基準計算，單就非軍事物質言，最保守的估計已超過美金十億。除此之外，日本陸軍與海軍曾個別囤積了大量的食糧、衣物、醫藥、和其他器具、軍火及彈藥 … .除軍火及彈藥外，以1945年底的市價計算就超過美金二十億。而軍火彈藥囤積在台灣的，價值更不計其數」。
「中國人初到台灣的幾個月中，就開始將這批龐大數字的囤積品源源不絕地運離台灣。 … .」
以上兩筆非軍事物質合計，約值三十億美元 。(而劉進慶,周憲文等人依CPI及匯率的估計, 中國國民黨政權於1945年約劫收了50~100億美金)
故 1945年，單由台灣運出之非軍用軍事物質，其價值即等於1949年蔣介石為了在台灣立足 ，由上海運來的黃金、外幣之10~30倍。 如果加計軍事物資，則高達30~60倍。而當時把台灣的資源全部掏空才會發生台灣數百年來唯一的全台性大米荒。
徐蚌會戰前，蔣介石以金圓券換金條，搜括民間存金，台灣也被搜去至少2萬兩。至徐蚌會戰，已經花光，全靠台灣。當時中國江北多被共黨佔領，江南人心浮動收不到稅，唯有靠台灣，所以，自1948年11月後，中華民國軍公教的生活來源，多靠台灣，因人多，短短7個月台灣就被吃垮，4萬換1元。上述1949年6 月「幣制改革方案緒言」已證明此事。
嚴家淦書面談話；
(1)幣制改革方案緒言：「近數月來，中央之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之資金，多由台省墊借。歷時既久，為數又鉅……去年11月以降…京滬局勢緊張，中央軍政款項之墊借尤為龐大。以致台省金融波動，物價狂漲」。
1949年9月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曾指責下野的蔣介石，私運私用中國黃金。當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立即回應，說，「在南京遭受威脅時，國民政府依規定程序運往台灣」，「該筆黃金是對中國共產黨作戰的經費」。並說，「過去6個月國民政府不斷提取這筆款項，作為對共黨作戰的經費，並計劃在未來6個月內再提用7千8百萬美元（約141萬兩黃金，見1949年7～9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425頁）。
1949年1月21蔣介石下野。下野之前（1月10日）密令俞鴻鈞上海運金往台灣（見蔣經國日記）。2月18日黃昏裝船，19日晨4點桂永清啟運。黃金92萬兩或說182萬兩、275萬兩、300萬兩；一次運或分3次運，因係偷運，說法不同（蔣經國日記說一次）。
2月20日（蔣經國說2/10）中午上海金條運抵基隆，陳誠接金。5月27日共軍佔領上海，故不管一次或多次運金，必在5月27日上海陷落以前。所有金條既在5月27日以前運至台灣，而6月15日台幣仍需四萬換一元，可見運台金條數量不多，無法補充中國軍公教的消耗，台灣被啃光，才需四萬換一元，是受害而不是受惠，戰後短短三年，台灣人就被洗劫二次，不可不知！
根據中華民國前主計長周宏濤所記（見「蔣公與我」），1950年6月7日中央銀行向蔣介石報告，運台金條共有375萬兩，至報告是日只剩54萬兩，只夠3 個月的軍餉。因當年局勢不穩、物價飛漲，軍人不收鈔票，以金條支餉才願為中華民國賣命，月支約18萬兩黃金。軍人關餉領取黃金一事，並非空穴來風，宋楚瑜之父也曾領過黃金取代薪俸
若金條全被中華民國用在軍費上花完，早就應該沒有了，為何今日的中央銀行還有當年的金條？
對此疑問，周宏濤的「蔣公與我」也有答案。他說，中央銀行的這些舊金條，是美援到來，台灣經濟起色，金融穩定，然後以新台幣向國民黨士官兵買回繳交國庫融鑄存放中央銀行者。周宏濤又說，「長久以來，國內外以為政府攜來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可為台灣未來的發展『奠基』，其實不然」。
時任臺灣省主席吳國楨, 電呈蔣中正有關處理黃金運臺（民國38年12月29日）
總裁蔣鈞鑒, 迴日簽呈諒邀鑒察. 每月月底發行準備監理會定期查驗準備金, 中央撥存之準備黃金八十萬兩, 因墊付戍亥兩月鉅額軍費, 已經移用一部份, 必須於月底補足八十萬兩, 方可維持幣信, 所請飭央行撥交十五萬兩, 敬祈剋日賜准抵遵 職吳國楨亥艷午印
由此公文得知, 連充當新台幣發行準備金黃金, 亦被挪用, 這也解釋了,新台幣剛發行時是4:1美金匯率, 而後一路狂貶, 直至美援恢復, 稍微緩和(還是貶)
另外一說
周宏濤回憶錄隱匿了國民黨二件醜聞，三個船次有二個被歪哥掉，第一個是黃金運到墨西哥轉美國，委託空軍系統蔣介石親戚毛邦初在美國處理軍購譬如航空用油、後勤零件等所需資金，毛邦初卻侵吞了變賣黃金的款項，「中華民國政府」後來還在美國提起官司。第二個是船到菲律賓，原本是安排流亡避難寄望菲律賓提供政治庇護，宋子文的親家楊運領為菲律賓華僑
沒想到錢被季里諾總統黑吃黑（又一說季里諾與楊運領共謀）。當時負責黃金運送的央行總裁後出任行政院長的俞鴻鈞，在來台不久，被監察院彈劾，彈劾的理由都沒有公布，一般認為是黃金運送出上海被侵吞保護黃金不力。當時不敢公布大概是為了怕影響幣值穩定，惡化通膨加重發貨幣信心危機。
再來探討一個問題，1949年中國有多少黃金？
金瓜石號稱當時的亞洲第一金礦，最高產量是1938年的45341兩，如果能始終維持這個產量，當時的亞洲第一金礦要挖兩千多年才能挖到9600萬兩！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西方世界找到一個大金礦（當時美洲是世界最大金子來源），全美洲由1492年到1600年一百多年間開採八百萬盎斯，不到所說的國民黨偷運來台的十五分之一！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宣稱：國民黨的錢都是自中國帶出，所以「台灣資助中國是理所當然的事」！甚至還說「台灣的黃金中國人民所有，應該歸還中國」。這項天方夜譚已遭到當年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駁斥，直呼「太荒唐」，並重申「台灣目前的經濟發展成就全靠人民努力所得」。所以國府當年所帶來台灣之黃金數量, 可能浮誇
另光復之初，台灣人口僅6百多萬，但從1946年到1952年的7年間，台灣共增加了2百多萬人口，其中以1949年增加72萬人最多。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全是隨國民黨逃難來的軍、公、教人員，並不是第一線的生產人口，因此台灣當時要承受的經濟壓力不言可喻。
人口增加最多的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1949年6月台灣的物價指數，已是所謂「光復」之初的7千多倍
否則物產富饒的寶島台灣為何在當時會缺米、缺糖？
另根據當年美國國務院刊行的《中國白皮書》載： 「蔣介石於 1949年1月21日下野前夕，把國庫四百萬盎斯的黃金偷運往台灣，約值一億六千萬美元。
又於發行金元券時，頒布黃金、外幣國有法律，從人民騙取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為此，代理總統李宗仁與蔣介石發生爭執，蔣不得已，歸還運去廈門的一千七百萬元的銀貨，供李使用。」
以上兩筆合計，共值二億九千三百萬美元。
1.另再補述嚴家淦另一篇書面談話；「中央之軍公費用，由本省墊借，數目甚鉅，足以把本省經濟拖累下去」。（見「台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秋27期第410頁，亦見1949年1～6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709頁）
2.上文所指""中華民國軍公教的生活來源，多靠台灣..."", 那時的中華民國是涵蓋大陸未赤化地區, 並非現在我們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
央行相關人士透露，央行尚未復業以前，國庫通黨庫，黃金或金錢的移撥只要一個紙條，所以，帳戶根本就不清不楚。
而國民黨攜帶來台的黃金，應該在兩年內就被國民黨自己賣光了，後來央行的黃金根本就是全民努力賺來的，在經濟起飛、外匯存底增加之時，陸續買進的。
這些買進的黃金準備原存美國，只因台灣經濟大幅成長，為解決台美逆差擴大問題，還大費周章將黃金運回台灣，藉此平衡逆差。
公元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無制限加速發行[台灣銀行券]應需。國民黨政府來台灣後，仍無反省沿用在大陸濫發貨幣慣習，無限制發行[紙幣]，供給行政及軍費。隨內戰之擴大，在[台灣]調度軍需物資增加，使紙幣之放出再也無能節制，加速增加去。
又因內戰昇高逃難來台大陸難民倍增他們所帶進台灣之[金元券]替換[台幣]及所需難民救擠金之發放，使台幣之發行額更加速上昇，[台灣]物價漲風就一塌糊塗無能控制了。
公元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政府不得不比大陸先一步，在[台灣]施行貨幣改革，改發新台幣； [新台幣]一元之定位；幣值： 新台幣四元等於美鈔一弗[元]交換台幣： 舊有[台幣]四萬元替換[新台幣]一元
另光復初期
陳儀在遣返20萬日本陸海空軍及30多萬日本移民的過程中，設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術人員，廣大臺胞無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級機關後，又用日警日官治臺，實出臺胞意料之外，此令臺胞痛心疾首。臺胞與日人衝突從此日甚，社會秩序亦漸混亂。” 當時撤退後的日軍，留下的軍事資源足可以武裝20個師
目前國內某些人士說, 隨著日本人離開後, 日本人擺道, 因此許多重工業停擺, 都是中國來台人員, 努力奮鬥始能再度運轉, 近年來，塵封的史料逐一發現，這些都不符史實。
